由7位“河南经济学术界”知名学者筹建的“新学术俱乐部”，本月13日将开始第一次活动。据他们声称，这个俱乐部将成为河南学术界的“发声器”，专发“河南声音”来影响河南乃至中央的政府决策，以解决河南利益在决策时“得不到足够的关注”的问题。（《河南商报》1月10日）
众所周知，现在是利益博弈时代，不仅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需要在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的省份或城市，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完全正当、无可厚非的。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谁来“发声”比较恰当？以什么样的名义“发声”比较恰当？
在我看来，为了维护一个地方的利益，由这个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面“发声”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作为民意代表，他们“发声”就是在尽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工会、商会一类的民间组织，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声”；当然，当地党委和政府也可以“发声”。但不要忘了，我国宪法规定的政体是“单一制”，地方政府有执行中央政策的义务，所以他们即便要“发声”，也只能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必要时，还必须牺牲地方利益来维护全国的整体利益。
一个省的学者，要维护本省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学术”的名义来维护，就非常不恰当了。为什么呢？因为“学术”的根本性格是要“求真”的，它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定性。如果“学术”的结果正巧和本省的利益一致，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如果不一致，学者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扭曲“学术结论”，使之强行和“利益”一致，那就违反了作为一名学者的良知；但如果如实发表，那就又违反了“新学术俱乐部”的宗旨——这个断难两全的处境，响当当的学者们应该怎样解决？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显得正当，这7位学者之一的宋向清说：“打个比方说，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问题，北京的学者大多主张压缩地方权力；而上海的学者则主张扩大地方自主权”。暂且不论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这也是一个坏的榜样，而不是好的榜样。别人不学好，难到就是自己不学好的理由吗？
中国学者，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学术对社会有所裨益，那就应该和权力及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用自己扎实的学术成果本身，来对社会有所启迪，对权力有所引导，而绝不应该主动去让学术充当权力的婢女。河南这7位“响当当”的学者的行为，说得尖刻一点，就是一种向权力大抛媚眼的行为。这不会有利于河南的利益，只会损害河南的利益，因为以后即便有其他的河南学者真的研究出了有利于河南的学术结论，别人也会认为这是基于利益的偏见而不予以重视。
更糟糕的是，让学术主动为利益和权力服务，最终还会害了学术本身，因为这必然会使学者们学术研究时不敢求真，不能求真。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急于和权力接近的心态并不是河南学者所独有的，而是中国学界中人比较普遍的心态。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为什么总是与诺奖无缘。（常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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