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上本没有鲁迅

作者: 带三个表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对于鲁迅这个名字，我想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语文课文从小学到高中，每一册都有鲁迅的文章。小学的时候，学课文《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无限的想象，我没有见过海，也没有到过海边，更不知道夜晚的海边天上一轮圆越是种什么样的意境。这句话触动了我感性的一面，我学会了观察周围的景色，然后试着自己去描述一年四季身边景物的变化，然后写在一个笔记本里，一年下来，就写了厚厚的一本，基本上都是风景描写。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认识的字都快用光了，也无法穷尽对周围景物变化的描写。因为我生活在农村，可描述的东西有很多。

后来我进城了，也带着这个笔记本，打算描写一下城市，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因为我看到的城市不美。后来，班主任发现了我的这个笔记本，问我，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她问我为什么带着这个笔记本？我说，想家的时候看看。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当初鲁迅的那段文字，我可能不会去写那些文字。

不过上了中学，我就不太喜欢鲁迅的文章了，因为老师总要让我们从文中分析出各种意义，尤其是，我最讨厌背课文，动不动就让我们背诵鲁迅的课文以及他的名言佳句。我在读到鲁迅的著名病句“两棵枣树”的时候就问老师，这是明显的病句。老师一瞪眼睛，你这么说就是病句，鲁迅这么说就不是。这就是不讲道理，为什么鲁迅制造病句我们就不敢承认呢？不过幸好这句话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句，不然汉语语法真的乱套了。后来，老师讲，那时候白话文还不太顺溜，所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豪，说话都云里雾里的，希望大家能谅解。这么说我还能接受。

上学的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鲁迅，我记得，在1986年左右，河北文联办了一份报纸《杂文报》，有一次，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何必言必称鲁迅》，作者说，现在写杂文言必称鲁迅，引经据典也是鲁迅，到处都是鲁货……没想到，“鲁货”这个词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作者向这个毛头小子掷出了投枪和匕首，最后，这个作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观点，他后来说：青年人不了解鲁迅，简直是一场悲剧。鲁迅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骄傲的财富。如果我稍微多读一点鲁迅的书，也不至於写出如此浅薄的文章。”说实话，我当时挺为这个作者惋惜，还写了一篇声援他的文章投给了报社。我也觉得没必要把鲁迅抬的那么高，可是当时反击这个作者的文章，那德性跟现在的玉米和凉粉一样，一个人一旦被神化或亲爹化，就容不得别人去批评。80 年代拨乱反正的时期，鲁迅就是灯塔，就是旗帜，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就是当年的李宇春和周杰伦。

我觉得，不管那个作者的观点是否肤浅、幼稚，至少你要允许人家的观点存在，但是事态发展到最后，变成了文革式批斗。这种准宗教化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公平。我当时就想，鲁迅本来就是个叛逆，人们干嘛不许后来人也叛逆他呢？现在明白了，偶像崇拜就是这样，而鲁迅不仅仅是一个偶像。

上大学后，我开始认真阅读鲁迅的文章，主要是那时候闲的蛋疼，一来二去差不多把鲁迅的杂文都看完了，不过我很不喜欢鲁迅的小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立意很不高明，充其量就是个文学青年的水平，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用暗喻的方式任何人都能想到，但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的小说真算不得什么。他的杂文，有些还能读，主要是他不由分说的气势让我很欣赏，潜移默化地受到鲁迅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在当时主要是以搞破坏为主，和现在的李傲差不多。或者说，他当时顶多也就算个持不同政见分子而已，喜欢跟各种与他没利益冲突的人打笔仗。他身上仅有的一点光辉后来被共产党利用了，在当时的共产党看来，鲁迅先生干着亲者快，仇者痛的事情。所以，要把鲁迅拉过来。鲁迅去世的时候，一场本来该做为葬礼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的抗议。

等我们长大的时候，鲁迅被一次次放大，大到已经容不下与他同时期的文学家了。没办法，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梁实秋也是个文学家，更不知道林语堂是谁，也不知道萧红，更别说沈从文了。我就知道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现在一琢磨，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鲁迅，原来是天上有九个太阳，后来被一个叫后羿的家伙射下来了，理由是太阳多了太热。这次纪念鲁迅去世70周年，我发现，很多文章都试图把鲁迅从神的牌位上拉回到地上，让人们看到更接近真实的鲁迅。随着历史往前推移，很多事情都会渐渐恢复原貌，很多不能说的都会拿出来说，对鲁迅，人们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底去评判他，去掉他身上被附加的政治符号，挤掉因放大而充满的水分，其实鲁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地上本没有鲁迅，吹的人多了，也就有了鲁迅。所以我们还是叫他周树人吧。

可是，当一群乌合之众聚到一起，除了造粪，就是造神，比如巴金，他去世后，各种赞美他的文章到处都是，再过20年，也许我们能在看到另一个巴金。有些事物，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