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源考

恶搞元年一直是史家关注的课题，但历来聚讼而无定论。国内学者提出将恶搞之圭皋归于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果从两希传统开始考察，特洛伊城鏖战十年，最后结束靠的就是奥德修斯恶搞的“木马计”，《旧约》里上帝让亚伯兰拿幼子献祭最后被证明也是一场恶搞。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恶搞一直是有权势者的专利，贫贱者几千年只是一部“被搞史”。当然，也有例外发生，比如俄国人巴赫金发现，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其实就是“脱冕”和“加冕”颠倒过来的广场恶搞。但整体而言，草根阶层恶搞的“集体无意识”是被统治者严格压制的。

文艺复兴之后，恶搞开始在欧洲的有闲文人当中流传，但其名通常被称为“梅尼普讽刺”（后世学者也称之为“戏仿”）。基本特征就是，特一本正经地把帝王恶搞成乞儿，把娼妓恶搞成女贤。代表性的作品首推拉伯雷的《巨人传》。等到艾柯恶搞另一部恶搞作品《洛丽塔》时，恶搞已经成为了欧洲文艺工作者的时尚。你不裹个毯子，牛仔裤不剪个洞，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当然，“恶搞”这时被叫成“解构”或“反文化”。

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六十年代红卫兵给老师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按理说也是天才级的恶搞。但笔者认为，光有形式感和颠覆性还不够，加上“笑文化” 才能建立恶搞的三位一体。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演员周星星算是先知先觉的人物，《国产零零漆》中那把菜刀极具恶搞的先锋性。但此时的恶搞，依然只是艺术家的 “无厘头”创作，群众只能高山仰止。等到中央台新闻评论部利用强大的媒体资源和技术支持，制作出民间恶搞的开山之作《大史记：分家在十月》时，中国恶搞史才算走出“伸手不见黑夜的五指”，进入到广大人民当中去。

互联时代的恶搞

恶搞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现象，是在互联网进入Web2.0时期之后。互联网的标志“E”与“恶搞”的头文字谐音，这绝非偶然。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民间广场，使恶搞获得了空前的便捷、广大的受众和安全的隐蔽性。Web 2.0又让网民从单纯的下载阅读，变成上传写入，恶搞一直稀缺的话语权终于开始泛民主化。这里，多媒体剪辑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居功至伟，因为它让讽刺文学造诣不高的大众也能赋予恶搞作品必要的审美形式。

图像恶搞是第一阶段。通过强大的Photoshop工具，改头换面成为常用套路。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小胖”，他的脸蛋和表情契合了太多后现代的元素。这张母版照片成为了王水，被用来消解任何带有集权和正典特征的严肃符号。但需要指出的是，“小胖”并不是被恶搞的对象，他只是恶搞者的大杀器。

影像恶搞是第二阶段。网速的提高和DV的革新，让寻常百姓也可以从事影视制作和互联共享。胡戈携“馒头”登场，带来了恶搞史上的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他不仅让文艺界“装蛋派”身败名裂，也试图颠覆所有的正统话语体系（《鸟笼山》禁闭室里的酷刑就是晚会歌曲）。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恶搞从前“重实践、轻理论”的不良习气，创造性地提出了“正搞”的概念。既然正搞本身也面临着道义清算，那恶搞的原罪性也成了一个伪命题。

恶搞中的修正主义

恶搞在日语中翻译为“Kuso”，作名词讲就是“不够雅致的屎”。于是，部分同志认为恶搞就是往屎里搞（比如冲上舞台向女歌星头上泼粪），其实这是将“恶”误以为第三声了。夫恶搞者，有所搞，有所不搞。

恶搞自己不是真恶搞。本年度，风头正健的芙蓉姐姐、妖妃娘娘和国学妹妹等人以弄丑为能事，网上更是不乏“肌肉男向徐静蕾求婚”、“裸奔男追求李湘”、“宋祖德要变性”等奇人异事。甚至连小胖也主动献身，摆出各种表情，举办恶搞自己的比赛。殊不知恶搞是一场对禁忌暗渡陈仓的微型起义，是嬉皮笑脸的革命，并不是自我炒作的下三滥工具。一旦摆出“欢迎来搞”的高姿态，恶搞立刻就失去了G点。

恶搞诗歌不是真恶搞。今年桂冠诗人赵丽华的大饼诗和大便诗，开了“梨花体”风气之先。之后下体诗人也粉墨登场，甚至用裸体朗诵的方式来卫道。韩寒在博客上与他们展开骂战，引发了文坛旷日持久的一场盛事。诗歌衰微已久，如此作践于心何忍？恶搞要颠覆的，不是真崇高，而是伪崇高。

author: 洛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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