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一遇的盛世让我们赶上了，文艺界的激动心情自不待言。岁末之时，刘军宁代表大家表了个态，大意是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要到了，因为“今天的条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凡是喝了点洋墨水的，都知道这欧洲文艺复兴可是颗大补丸，不仅能开启民智，后来的船坚利炮也离不了它。虽然国产“但丁”和“莎士比亚”可能尚在六十亿小蝌蚪中游动，但按刘军宁的分析，有了当年意大利重商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承，第二春大抵是不会太远的。12月8日，这篇堪比雪莱般浪漫的“神谕”见报。同一天，恰逢克拉玛依大火的十二周年纪念。无需任何炒作，凤凰台播出了专题纪录片，电子论坛里无数网民也自发地祭奠那288位葬身火海的幼童。当然，每当回忆这场狰狞的灾难时，人们势必要重温的是那句永垂不朽的话：“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先走！”前排就座的官员毫发无伤地夺门而出，幼童的尸体上被踩满成年人的皮鞋脚印…
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克拉玛依之后，很多话题在我们身边已经变得难以启齿（比如，和友谊宫火灾的幸存学生谈“人性”）。尽管刘军宁指出了“文艺复兴就是人的复兴”，可“领导先走”之后，人性的恶早已在地狱的火炉里百炼成钢。其后的十二年里，我们的国家级电视台就别斯兰人质危机中的学生死亡人数进行了有奖短信竞猜，我们的省级报纸刊发了“前10月河南安全生产平稳，仅死亡 4186人”的新闻稿。如果关于人的死亡，继续只是冰冷的数字，所谓的“文艺复兴”将不过是我们意淫的另一个“戈多”罢了。
刘军宁还谈到了传统对文艺复兴的意义。的确，正是当年“言必称希腊”的欧洲文人把亚里士多德们从故纸堆里刨了出来，让前基督时代的古典思想重见天日。我们倒不指望“新儒家”带着下一代整理国故，但也着实没想到上海某高校的专家会立出一个人文社科项目，要研究是否取消龙的民族图腾地位，理由是“龙容易被西方曲解成攻击性动物”。福娃们没顶上龙头就已经够可气的了，这下废完中医再废龙，莫非对可怜的一点祖上家当真要赶尽杀绝？
当年，圣徒乔治的确是因为杀死毒龙的先进事迹，而被英人奉若神灵的。姑且不管龙在西方是不是劣迹斑斑，也暂不考证“中国龙”是不是被“西方龙”栽赃嫁祸，更不用大费周章地去把“龙”的英文译名从dragon改成loong，只需扬着眉毛问一个问题：西方人的喜恶关我们屁事？别忘了，《周易》里“飞龙在天，潜龙勿用”那会，大部分欧洲同胞还挂在树枝上晃荡呢。如果一个民族要贱格到看洋人脸色定夺祖宗形象，那种单向度的示好只能荒诞成无原则的谄媚。
这么弱的逻辑演绎下去，我们的郁闷就没个完了：高卢民族崇尚雄鸡，丝毫不顾及华夏民族对“鸡（妓）”的忌讳；美利坚人拿秃鹰做国家标志，也不问问“鸟”在中文里作何解；罗马人自认是狼族的后代，殊不知“喝狼奶”捅过多大娄子。
若对生命没有敬畏，对历史任意亵渎，“中国文艺复兴”说只能徒增笑柄而已。
作者：洛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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